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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算法治理法治化水平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更新時間:2022-09-28

          近年來,算法被廣泛應用到交通、醫療、就業、警務、金融、社會工作等領域,成為我國建設數字經濟社會的重要力量。然而,“數據殺熟”“算法歧視”等熱點事件,引發了公眾對算法濫用的焦慮和擔憂。當前一些網絡平臺企圖用“算法中立”或者“算法沒有價值觀”來規避算法濫用的法律責任。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

          摒棄“算法中立”的錯誤觀念

          在數字時代,算法從技術層面設定了人的基本行為準則?!八惴ú倏亍钡仁录⑹疚覀?,算法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價值偏向的。

          某些外賣平臺為了追求送餐效率,通過大數據分析不斷縮短送餐時間,讓送餐員冒著違反交通法規的危險爭分奪秒。某些數字新媒體為了追求用戶黏性,放任他人上傳甚至“自動推送”低俗內容,讓一些內容平臺成為滋生不良信息、道德風險、網絡詐騙的溫床。2021年初,英國競爭與市場監督管理局總結了平臺通過算法操控侵害他人權益的各種形式,包括個性定價、個性排名、操縱用戶行蹤、算法歧視等。凡此種種,無不表明算法開發者在設立和使用算法時存在明顯的價值偏向,而且會通過有偏向性的“回報函數”以及算法自身學習能力,不斷推行、強化其價值取向。非中立的算法,如若缺乏必要的約束,極易異化為操控壓榨弱勢群體的牟利工具。

          算法濫用亂象的根源,是我們對非中立的算法缺乏必要的法治約束和價值引領。相關部門應認識到,任何企圖用“算法中立”或者“算法沒有價值觀”來規避算法濫用責任的行為,都是不恰當的。要規制算法濫用亂象,必須堅決否定“算法中立”的錯誤觀念,從硬法、軟法等多個層面強化對算法內容的合理約束。

          規制算法濫用亂象

          近年來,為了遏制算法濫用亂象,國家網信辦抓緊推進營造清朗網絡空間的行動,在2021年最新的行動計劃中已將“算法濫用治理”列為專項活動。2021年8月,中宣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治理算法推薦,不給錯誤內容提供傳播渠道。2022年1月,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發布《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對算法推薦服務中的信息服務規范與用戶權益保護做出了較為全面的規定。然而,這些舉措是被動應急式的,要系統規制算法濫用亂象,仍需從硬法層面提高算法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一方面,要推動行之有效的算法治理規定入法,盡快建立全面系統的算法治理法律體系。當下,我國涉算法治理的諸多文件是以政府規范性文件抑或行業規范的形式出現的,涉及算法治理的法律法規極少且散見于法律以及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中。算法治理規定數量少、針對性差、內容間缺乏銜接、法治化與權威性不足等問題突出。因此,相關立法部門應當更加積極主動整合梳理現有的算法治理規定,并針對算法從開發到應用的全過程,在已有基礎上盡快構建全面系統、權責明確的法律體系。其中,特別要對算法操控、算法合謀、算法歧視等常見的算法濫用行為做出合理精準的回應。

          另一方面,要重視正當法律程序對算法生態開放發展的保障功能??赏ㄟ^監管沙盒程序對算法進行入市前的測試,提前規整某些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國家利益或重大社會公共利益的算法。要建立以信任為基礎的算法備案審查機制,并增設配套的算法解釋、安全評估、監督檢查與投訴舉報處理機制,在保持算法生態發展活力的基礎上實現對算法異化問題的及時響應與專業管控。例如,可引入公益訴訟機制,以解決算法入市后的公益救濟問題。具言之,任何人均可向消費者協會或其他部門申請啟動有關算法違背倫理或違法違規的公益訴訟,從而降低算法受侵害者的維權成本,解決彌散性權力下個人應對權力侵害時的無力感問題,進一步達到權力制衡和監督的效果。

          重視算法的主流價值觀引導

          規制算法濫用亂象,不僅需要完備的算法法律法規體系,也需要諸如科技倫理、技術規范、行業慣例、社群公約、平臺政策等軟法機制發揮作用。然而,我國算法軟法規制體系面臨著算法價值觀的缺失問題,進而導致不同軟法機制在價值上的游離與抵牾。面對形式多樣的算法濫用事件,在算法價值觀亟須釋明的當下,我國應確立算法治理的價值理念與制度支撐,既要凝練兼具中國特色與國際認可度的算法主流價值觀,又要完善相應的價值觀育成機制。

          首先,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構筑一套主流的、正向的、相對確定且具有一定包容性的中國特色算法價值觀體系,使之成為算法治理機制的內核。在這個過程中,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可被全球接受的算法主流價值觀。同時,在算法治理目標多層、主體多元、規范多樣的情形下,核心價值觀要盡可能地融入法律法規、科技倫理、技術規范、行業慣例、平臺政策等硬法、軟法規范,讓不同治理主體通過不同層級規范協同落實核心價值觀,讓不同規范在核心價值觀的統領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例如,“和諧”這一價值理念可被進一步解釋為“算法必須維護人的尊嚴”。對算法領域的“和諧”價值進行如是解釋,更易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依此解釋,任何有違人的尊嚴、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不當操控或者歧視個人的行為,都應當被禁止。

          其次,要以平臺運營者與技術人員為對象,完善算法主流價值觀育成體系。平臺是多方參與算法治理的核心節點,承擔著落實國家法律規范、植入算法價值、創設行業規則、反饋用戶需求的功能。一方面,要加強平臺的價值觀塑造,將保障算法符合主流價值觀作為相關部門考核網絡平臺的核心指標。平臺不能把商業利益作為唯一的追求標準,尤其當平臺發展到一定體量之后,其在做每一項業務決策之前應考慮相應的道德標準和價值關懷。另一方面,要加強算法開發技術人員的價值觀教育。唯有加強算法設計者的主流價值觀教育,在算法中體現更多人文關懷,才能減少系統僵化和被錯誤利用的可能。

          (本文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網絡治理法治化研究”(19VHJ0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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